這首詩是唐代宗大歷四年（769）杜甫在由岳陽去往長沙的途中所作。安史亂后，為了彌補國用不足，同時也對兼并加以抑制，代宗不得不改租庸調之法為以畝定稅，分夏秋兩季完納。然終因政治腐敗，層層盤剝，人民不堪其苦。詩人舟行于湘江上，看到岸上有民女采摘蕨菜賣錢納稅，心懷抑郁，雖欲自遣，事不可泯，因而賦詩。

　　一至八句述舟行風濤之險．杜甫在岳陽受到當地朋友熱情款待，在一個春水泛濫紅日高照的時刻，躬腰告辭主人，乘著帆船，沿湘江南行。從岳陽到長沙是逆水行舟，朱崖澄澈，江濤洶涌，又遇惡風，可以想見，舟行極不順利。詩人沒有用夸張手法正面描寫，“舟楫風濤之險”，卻著力描寫船夫、仆役廢寢忘餐地與風浪搏斗，戰勝艱險的經過。

　　九至二十句描寫沿途所見官府橫征暴斂迫使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慘情景。浦起龍說：“中十二句，從‘采蕨’寡婦觸發出來，隨以‘聞見略同’句，推廣暢論，極淋漓愷惻之致。”作者見到沿江山石間采蕨的婦女，因無錢繳納苛捐雜稅，只得把采來的野菜送到市場出售，用賣得的錢向官府交稅。而她的丈夫此時已被繁重徭役折磨致死，她疲憊不堪，回到人煙稀少的村子，觸景生情，號啕不止。詩人由親眼見到令人摧肝折膽的悲慘景象，而聯想平日聽見與此大略相同的事例，同情之心由然生起。很顯然，出現在詩人筆下的是具普遍意義的典型。“貴人”們視人民如“莠蒿”，他們殘酷剝削人民，不放過“錐刀之末”的微利。他們和爪牙“黠吏徒”巧立名目，勒索，掠奪百姓財物，造成千家逃亡，嗷嗷告誰。他從一個側面深刻地揭露了殘酷的社會現實，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表現了熱愛人民的精神。

　　最后兩句帶有總結性質。詩人說，此次乘舟遠涉，歷盡風濤之險，固然勞苦極了，但同繁重徭役賦稅壓迫下的人民相比，自己總還能生活下去。盡管暮春三月百花盛開的時節還穿著舊棉襖，但也感到心“甘”情愿。這當然是詩人無可奈何聊以自慰的話。一個曾經在朝廷任職的大詩人，在春暖花開季節尚無春衣更換，那么廣大窮苦百姓當時生活的困苦就可想而知了。這兩句也反映了杜甫把個人生活置之度外，始終關心著廣大人民的痛苦的博大胸懷。

　　此詩是杜甫晚年之作，但從中可以看出，他精神不減當年，對黑暗社會現實進行深刻揭露和辛辣諷刺，依舊放射出現實主義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