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雪恥

　　樊增祥的父親樊燮，原是湖南長沙的一名總兵，為人貪財且大字不識，頗為時人不齒。一日，樊燮向上司湖南巡撫駱秉章匯報情況之后，因為沒跟駱秉章的師爺告辭，就被他大聲地叫了回來，還對其罵道：“王八蛋，滾出去。”罵了之后竟還踢了他一腳，兩人當場廝打起來。后來，師爺建議駱秉章上奏參劾樊燮貪污驕縱，最終罷免了樊燮的總兵職務。這位師爺不是別人，就是日后威名遠震的清廷軍機大臣左宗棠。樊燮被革職返鄉后，十分咽不下這口氣，就在庭院中修了一座讀書樓，把兒子關在讀書樓上讀書，要他立志超過當年羞辱過自己的師爺左宗棠。為達此目的，還特制了一塊“洗辱牌”，上寫昔日左宗棠罵他的話：“王八蛋，滾出去”。從此，他重金聘請名師為兩個兒子執教，不準兩個兒子下樓，并且給兒子們穿上女人衣褲，并立下家規：“考秀才進學，脫外女服；中舉人，脫內女服；中進士，焚洗辱牌，告先人以無罪。”樊燮每月初一、十五必帶其二子跪拜祖先神位，在洗辱牌前發誓。后到抗日初期，史學家劉禹生到恩施“尋云門老輩故居”，仍見樊家樓壁上，尚存稚嫩墨跡“左宗棠可殺”五字。樊增祥兄長早死。他不負其父所望，把對左宗棠的家恨埋在心里，發憤苦讀考秀才、中舉人、中進士、點翰林，一直做到江寧布政使權署兩江總督。

　　獨鐘金雞

　　樊增祥對十二生肖中的“金雞”十分偏愛，他在護理兩江總督任上，曾將雞的五德抄錄于案頭自賞，對幕僚也常以此為談資。據《江寧光緒朝名宦》記載：荊楚樊增祥氏，尤喜金雞，常書條幅于壁贊之，謂雞有五德：“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博距者武也，敵在前敢斗者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者信也。此乃文、武、勇、仁、信五德。”此外，他在江寧（今南京）做官時，于元旦貼“雞”于門。他說，雞能司晨，金雞一唱天下白，黑夜逝去。坊間常論：鬼怕雞鳴，皆因鬼只能在黑夜里活動，雞一啼，鬼魅打道回府。畫雞貼于門上，可祈福祛災。樊增祥可算是恩施人將敬雞的習俗傳于江浙的第一人。

　　樊增祥師事張之洞、李慈銘，常與二人酬唱。他是近代晚唐詩派代表詩人，“生平以詩為茶飯，無日不作，無地不作”，詩稿達30000首。早年喜愛袁枚，繼而好趙翼，后宗尚溫庭筠、李商隱，上溯劉禹錫、白居易。他“論詩以清新博麗為主，工于隸事，巧于裁對”，“尤自負其艷體之作，謂可方駕冬郎（韓□）”（陳衍《石遺室詩話》）。集中次韻、迭韻之作很多，因難見巧，炫才夸富，失之浮艷俗濫。但他為人并不佻達，主張“詩貴有品”，雖自言“平生文字幽憂少”，但遭遇重大事變，也不能不變得“賈傅悲深”，庚子后寫下一些關切時局的作品。甲午戰后，他接連寫了《有感》、《重有感》、《書憤》、《馬關》、《再閱邸鈔》等，痛斥朝廷重臣的賣國行為；譏刺李鴻章說：“度關不用雞鳴客，賣卻盧龍掩面歸”。他如《聞都門消息》、《庚子五月都門紀事》等，反映了庚子事變。長篇歌行《彩云曲》、《后彩云曲》,寫名妓傅彩云(賽金花)事一時傳誦，時人比之為吳偉業之《圓圓曲》。他又擅長駢文與詞，駢文辭不艱深，舒徐自如，情味濃厚；詞作也頗為清麗。

　　詩集有《云門初集》、《北游集》、《東歸集》、《涉江集》、《關中集》等50余種，后皆收入《樊山全書》。詞集有《五十麝齋詞賡》，亦收入《全書》。

　　早年講學

　　其父樊燮，湖南永州鎮總兵。樊增祥四歲由母自課啟蒙，十一二歲通聲律，能詩文。十三歲時父罷官，家境貧困，命著女兒裝，禁野游，鎖戶嚴課。咸豐十一年（1861）隨父遷宜昌（其父曾任宜昌府中營游擊）。

　　同治六年（1867）樊增祥鄉試中舉。同治九年（1870），時任湖北學政（管一省教育的學官）的張之洞到宜昌視學，看到樊增祥的詩文，十分欣賞，推薦他為潛江傳經書院院長，主持講席。樊增祥的母親徐太夫人因長子讱初英年早逝，不愿樊增祥出遠門。但是不出去做事又無以養家糊口，因此樊增祥每年數出數歸。他在潛江的生活方式，是其早年清貧生活的一個縮影：每天伙食費不超過三十錢，生性不愛好肉食，曾有詩云：“肉食堪憐骨相乖，閉門旬日學清齋。”有時到集市上買湯、餅盛于一個器皿中，連柴火費也節省了。節余的薪金全部交給母親，奉養家人。徐太夫人知道兒子有嗜書之好，每次都給些錢讓他去買書。樊增祥因教學而旅居潛江三年，境內風景古跡，課余多有踏訪，對于潛江的民俗、飲食、文化、水患等，均十分諳熟。《潛江雜詩十六首》中多有關于當時潛江民俗風物的相關記載。同治十年（1871）秋八月，曾任安陸縣教諭的潛江人郭美彥（字夢蓮）病逝，樊增祥為其寫了挽詩，稱道其學問品行。愛書成癖的樊增祥時常去萬家（曹禺叔高祖萬芾）借書。城西有一處私人讀書的地方，是道光十九年（1839）舉人吳述洵的叢桂山房，樊增祥慕名而來，也寫下了游覽詩句。

　　幕僚生涯

　　光緒四年（1878）秋樊增祥入荊州幕府，冬天又到武昌張之洞幕府，充當幕僚。張之洞成為樊增祥的官場導師和后臺。張之洞勸導樊增祥不要專攻詞章之學，要多做經世學問，“書非有用勿讀。”引導樊增祥在社會中立足，并走上仕途。光緒元年（1875）樊增祥30歲時，第一次精選自己1870年后所寫的500多首詩詞，分上下兩卷編為《云門初集》。張之洞贊其在詩詞創作方面，表現出了“精思、博學、手熟”的驚人才華，往往能把“人人意中所欲言而實人人所不能言”的內容，恰到好處地表現在自己的詩詞中。在交友中，樊增祥先后與文學家李慈銘、陶子珍、袁爽秋等人結下深情厚誼，詩詞唱和，“文宴無虛日”。著有《北游集》、《金臺集》、《水淅集》等7部著作。

　　仕宦升遷

　　光緒三年（1877），32歲的樊增祥進京會試，終于考中進士。樊家在恩施、宜昌兩地迎賓宴客3天，當眾燒掉了“洗辱牌”。光緒十年（1884），樊增祥前往陜西宜川任知縣，走上仕途從政路。任職7個月，調居省府，后又到咸寧（今西安）、富平、長安任知縣。光緒十八年（1892），樊增祥再任咸寧知縣。1893年2月至1898年7月赴渭南任知縣。執政期間，他雖“勞形案牘，掌箋幕府，身先群吏”，仍在閑暇時間“結興篇章，怡情書畫”，將自己的詩詞整理，編成20余集，1894年第一次將自己的作品集付梓刻印。

　　據說樊增祥在渭南執政期間，十分注意嚴法、宅心、平恕。由于他長期處于貧困的生活中，養成一種堅毅的性格，能自行其志。他經世30多年，精于人情世故，加之經常出入張之洞府，受張點撥，對文官從政之路十分精通，在執政時以果斷的作風、出眾的才能受到各方面好評。樊增祥在渭南任知縣的第四年（1896年），到過一次北京，因俄國軍隊入侵，樊增祥看到了戰亂留下的陰云，使他滿懷凄涼。從1896年秋到1897年夏，寫下感懷時事的詩100多首，后編為《身后云閣集》。從1884年到1898年的14年中，樊增祥先后任職10年，期間結識不少文化名人，勤于詩詞寫作，每日均有詩作記錄在卷，經修訂后出版詩詞集20余冊，還集斷案《批判》12卷。其師友對《批判》頗有贊譽：“古今政書雖多，但能切情入理、雅俗共喻的，恐怕要以樊的判辭獨有心得。”

　　樊增祥這一時期的詩，有少數體現他的報國之志。他在《再題岳王廟壁》的詩中寫道：三字沉冤郁未伸，風波亭事劇悲辛。灰中縛虎添公案，湖上騎驢有故人。期間，樊增祥因詩而出名，詩詞創作達到頂峰時期。僅出版的《樊山文集》就有15冊、60余卷，分為《樊山集》、《樊山自敘續集》、《樊山批判》、《樊山公牘》、《樊山時文》5個部分。他“歡娛能工，不為愁苦之詞，艷體之作”。其作品受唐詩宋詞影響較深，喜歡用典，講究對仗；其駢文言辭華麗，鋪排自如，很有文采。

　　在他的作品中，長篇敘事詩《彩云曲》、《后彩云曲》負有盛名，前曲寫于1899年，后曲寫于1913年。《彩云曲》石刻現在還存在陶然亭慈悲庵。

　　樊增祥清末民初與周樹模、左紹佐并稱“楚中三老”，與易順鼎一起被稱為兩湖詩壇的“兩雄”，在全國也有很高的名氣。他與李慈銘、陶子珍、袁爽秋往來密切，有“李樊”、“陶樊”、“袁樊”等之稱。

　　光緒二十六年（1900）八國聯軍在大沽口登陸，進逼津京，樊增祥應召至京，以道府在武衛軍任事。乃密奏慈禧，力請移避長安，并先期趕回長安籌策“迎鑾”。以扈駕功，于同年11月擢升皖北兵備道，著留“行在”辦事，充政務處提調，因得日近宮廷。慈禧曾手諭皇帝：“自今機要文字，可令樊增祥撰擬，仍當秘之，勿招人忌也。”樊到任后，在朝廷中增設政務處，負責處理軍機政務。次年6月升為陜西省臬司，8月慈禧回京前又調署陜西布政使。再次年，實授甘肅布政使，光緒三十年（1904）調任江寧布政使，宣統二年（1910）護理兩江總督。他的詩作《中秋夜無月》：“亙古清光徹九洲，只今煙霧鎖浮樓；莫愁遮斷山河影，照出山河影更愁。”借中秋天陰無月，抒發了山河破碎不堪入目的感慨。樊增祥又將自1896年至1903年7年間所著詩詞整理修訂成17卷，這是他第三次將詩詞結集付印。交刻時，附有自敘3000多言，并有表達他意愿的手跡詩一首，印在文集的扉頁上：自有高歌動鬼神，樊英才調信無倫；誰說壯地多浮響？未許東川說替人。一入蓬萊依日月，七傳號劍照麟麟。如今小試神明宰，種稻公田為養親。1909年至1911年5月，樊增祥積極支持保路運動。

　　遺民終老

　　辛亥革命后，樊增祥退居滬上，湖北軍政府禮迎回鄂任民政長，固辭不就。民國元年（1912）袁世凱篡竊大總統位，去京任參議員、參政。袁“登基”前日，集群臣賜宴瀛臺，曾領班獻詩。黎元洪繼任總統，進言自請祿位。晚年閑居北平，以詩酒自遣，曾為梅蘭芳改訂京劇部份臺詞，經樊增祥修改過的《貴妃醉酒》、《霸王別姬》、《洛神》等京劇的道白與唱詞，頗有文采，這對梅蘭芳在京劇上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起到了一定的輔助作用。有藏書樓名“樊園”，藏書20余萬卷，書畫、碑帖之屬，10余巨簏，又與海上遺老組詩社名“超社”。民國二十年（1931）病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