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主張

　　吳汝綸的思想比較開通，主張研習西學。他主講蓮池書院時，曾特聘英文、日文教師。又曾為嚴復譯《天演論》、《原富》和美日學者多種著作寫序，倡導啟蒙。他愛與西方名流學者切磋，交流新思想、新科學，以為“非有實在本領，不足與外人相抵”。吳汝綸一生篤志于教育，又深諳教育規律，而且對中國教育現狀及外國的教育狀況有深刻的認識，因此，他認為中國的教育不能僅僅是小修小補，而應該是一個破舊立新的過程。不破舊不足以轉變社會風氣和士人的思想觀念，不立新不足以培養“經世致用”的合格人才。在明確了這一價值觀念后，吳汝綸開始了他大刀闊斧的教育改革歷程。

　　主張廢除科舉，提倡西學

　　中國的科舉考試制度發軔于隋唐，中經宋、元、明等朝，到了清代已經承襲了一千多年。這種考試制度以儒家經典為主要的命題來源，以“八股文”為主要的選才方式，如此的教育在清代末期面對接踵而至的西方列強時已是不堪一擊了。吳汝綸在堅決主張廢除科舉的同時也堅決主張在中國廣泛傳播“西學”，他強烈指出“觀今日時勢，必以西學為刻不可緩之事。”吳汝綸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文人士大夫，對西學有著深刻的了解。縱觀吳汝綸的一生，吳汝綸早年間入曾國藩幕府協理“洋務”，后來又入李鴻章幕府，接觸到了更多的西方哲學、史學、文學、政治、經濟、外交、醫學和法學等西方書籍，對“西學”的認識逐步加深。特別是當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即將出版請他代為作序時，他對此書大加贊賞。在吳汝綸看來能使中國富強的途徑就是徹底深入地學習西方知識，并且還以日本為例，指出日本在明治維新之時取法歐美，大倡“西學”，得以在較短時間內躍居世界強國，“興國才卅十年，而國勢人才已骎骎與歐美埒。”是日本興“西學”強國的重要證明。

　　大興新式學堂，培養人才

　　吳汝綸是科舉制度的受益者，但是當他看到中國近代落后與科舉密切相關時，他立刻轉變觀念，猛力抨擊科舉制度，成為封建士大夫中較早明確認識到興辦新式學堂造就可用人才是國家富強，民族振興根本大計的先進分子。吳汝綸畢竟是一位有遠見卓識的教育家，所以他也看到了在中國興辦新式學堂，必須立足中國的國情，循序漸近，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西方的經驗和模式，必須找到一個適合中國實際而又能為廣大中國人接受的學校模式。為此，他認為應該甄別處理幾大方面的問題:

　　蓮池創新，東西合璧

　　光緒十四年二月，吳汝綸就任保定蓮池書院山長，歷時達14年之久。在主講蓮池書院之初也是以舉業作為中心內容來加以傳授，其主旨也是為科舉服務的。但是到了甲午戰爭以后，吳汝綸開始懷疑科舉制度的內容和效果，于是在這所古老的書院中開始了他最初的教育改革的探索與嘗試。在這里，他最大的實踐就是先后開設了英文和日文兩個學堂，并且從美、日聘請了教習傳授知識，把他們作為與古文和舉業同等重要的科目。他還親自籌措經費、親自組織授課，當時他自己就曾感言“保定一城，由下走開成東、西文兩學堂，并不甚多費，頗以此為喜。”同時他還購買新式圖書，組織學生討論時局。

　　創辦新式學堂，踐行教育理念

　　吳汝綸在訪日回國后就開始著手創辦桐城學堂，經過四處勞苦奔波，多方洽談交涉，終于解決了場地和經費問題，并且在日本聘請到了日本教習早川新次，終于在垂暮之年創辦了桐城縣學堂。桐城學堂是吳汝綸“安得東西并一堂”理念的一次實踐，是他傾盡心力的結晶。早在訪日結束回國以前，吳汝綸心目中就有了新式學堂的大體雛形，即創辦一所速成專科，為社會開化和新學傳播培養人才。

　　文學之道

　　吳汝綸擅長散文，是桐城派晚期文學大師，但不固守“桐城家法”。其治學之道，由訓詁以通文辭，于古今中外，唯是之求。上至群經子史，周秦典籍，下逮唐宋及鄉先賢方苞、劉大櫆、姚鼐諸文集，無不博求慎取，窮其源而究其委。對于經史用力評點校勘。

　　吳汝綸與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號稱"曾門四弟子"。其論文，宗法桐城派，而又主張"有所變而后大"，認為"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獨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與姚仲實》）。所以他的文章，既得桐城派整飭雅潔之長，又不全落桐城窠臼，風格矜煉典雅，意厚氣雄，得于《史記》者尤深。不過因求文者眾，應酬之作稍多。

　　吳汝綸論學，也師事曾國藩，由訓詁以通文辭。晚年尤著力于解經。自言“近十年來，自揣不能為文，乃遁而說經，成《書》、《易》二種說”（《答黎莼齋》）。然而說經實非其所長，“往往私造訓詁，自立一義，不足為訓”（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但其點勘，注釋古籍多種，務在暢通大義，頗便于初學。

　　吳汝綸的詩，亦多應酬贈答之作，但也有些具有真情實感的作品，如《依韻奉酬廉卿》等，慷慨沉郁。

　　個人著述

　　吳汝綸博學多才，一生著作等身，影響深遠。為文力追雄奇瑰偉之境，為詩則以杜、韓為宗，筆力矯健，具陽剛之氣，兼有時代氣息。經他詮釋的經書有：《易說》兩卷，《吳氏寫本尚書》一卷，《尚書故》三卷，《夏小正私箋》一卷；點校的史書有：《國語》、《國策》、《史記》、《漢書》、《三國志》、《新五代史》、《資治通鑒》等；著有《吳摯甫文集》四卷、《詩集》一卷、《吳摯甫尺牘》七卷、《深州風土記》二十二卷、《東游叢錄》四卷。后將著作與點勘諸書，合刊為《桐城吳先生全書》，之后陸續有《桐城吳先生日記》、《尺牘續編》、《吳摯甫先生函稿》、《李文忠公事略》、《桐城吳先生遺書》及點勘古籍多種皆行于世。歿后一年，其子吳闿生編次《桐城吳先生全書》付刊，內含文集、詩集、尺牘及說經著作等6種。另有編定未刻及未編定者多種，后來陸續有《桐城吳先生日記》、《尺牘續編》、《摯甫詩集》及點勘古籍多種行世。

　　年少好學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吳汝綸出身于安徽樅陽縣會宮鎮老橋村吳牛莊一個私塾先生之家。幼時家境貧寒，但刻苦好學，得一雞蛋不肯吃，至集市換成松脂，供夜讀時照明。他博覽諸子百家之書，篤好文學，對同鄉先輩方苞、劉大櫆、姚鼐等桐城派文章尤其景崇。

　　同治二年（1863年）以縣試第一名的成績考取秀才。同治三年（1864年）中江南鄉試第九名舉人，后入京會試，于同治四年（1865年）中第八名進士，授內閣中書。曾國藩慕其才，留佐幕府，切磋學問，為“曾門四大弟子”之一。吳汝綸與李鴻章關系亦密切，先后在曾、李幕府任事，曾、李奏議，多出自他手筆。

　　登入仕途

　　同治十年（1871年）至十二年曾任深州知州。

　　光緒七年（1881年）任冀州知州。

　　吳汝綸先后曾出任深州（今河北深縣）、冀州（今河北冀縣）知州十多年，在深州任上，他發現那里的學田被豪強侵占，教育經費無著。他不畏權勢，毅然追回學田的賦稅收入，作為書院經費。他還把這個州3個縣的高材生集中到書院，并親自登堂授課，時間長了，以致人們忘了他是州官而尊稱他為大師。深州任內因父母喪事返回原籍。期滿后改任冀州知州，仍然銳意興學。因此，深、冀兩州文教事業成績卓著，譽滿京華。他在為政期間，還注意傾聽來自民間的呼聲。在冀州，經常邀請當地賢達，討論地方治理，不僅使滏陽河千畝貧瘠的鹵田變成膏腴的良田，還便利了商旅交通，受到人們的稱贊。

　　興辦學堂

　　光緒十四年（1888年），張裕釗轉任江漢書院教習，吳汝綸向直隸總督李鴻章毛遂自薦，辭去冀州知州，接任蓮池書院山長之職。從光緒十五年（1889年）起，主講保定蓮池書院，吳汝綸到院后，銳意改革，聘請日本教師教授外文，改進教學方法。因此，國內慕名求學的青年很多，嚴復、林紓、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李光炯、房秩五等人都受過教益。當時住在北京城的日本和西方文人學者也常往保定向吳汝綸請教，相互切磋。特別是日本教育界人士與他來往頻繁。他們之間的相互交流，促進了吳汝綸對西學的了解，萌生了興辦新式學堂的主張。

　　光緒二十四年（1897年），嚴復修改《天演論》時，即約請吳汝綸為之作序，吳立刻應承，于次年正月成文。

　　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五月，清廷下詔開辦新學，派吏部尚書張百熙為管學大臣。張奏薦吳汝綸任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加五品卿銜。吳汝綸堅辭不就，未獲批準，于是奏請出國考察教育。他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后，國力迅速強盛，是由于其教育的成功，要辦好中國的京師大學堂，必須借鑒于日本。這年五月，他率領學生李光炯、方磐君等人東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期間，他們先后到長崎、神戶、大阪、西京和東京等地的各類學校和單位參觀，并拜訪了眾多官員，吳汝綸后來將他在考察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想進行分類整理，匯編成十多萬字的《東游叢錄》一書，這是中國最早的一部介紹日本的專著。因留學生事與駐日公使蔡鈞發生齟齬，歸國。當他到達馬關時，當地人士集會歡迎他，請他題字留作紀念。他援筆大書：“傷心之地”。汝綸十分關注桑梓教育，寓居省城安慶時，借巡撫衙門南院，籌建桐城學堂，即今桐城中學之前身，自認堂長。他表示：“吾輩此次辦學堂，有進無退，人不善換人，法不善換法，決無止息之期。”他為學堂親自撰寫了楹聯和匾額，楹聯為“后十百年人才奮興胚胎于此，合東西國學問精粹陶冶而成”，匾額為“勉成國器”。學堂于1952年改名為安徽省桐城中學。

　　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春，汝綸在家病逝。民國四年（1915年），家人將其安葬在家鄉吳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