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明代太原崞縣（今山西原平縣）人劉寅對照《史記》的記載推測，魏國在前334年招賢，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尉繚可能就在這時至梁并見到梁惠王，《尉繚子》一書即是他與梁惠王晤談軍事學的一個記錄。但由于龐涓當權，尉繚等人都未見用。從《尉繚子》的談話內容看，尉繚不僅熟悉魏國的國情，而且處處為振興魏國著想，表現(xiàn)了他熱愛故土的深情，以及對秦兵壓境的憂慮。另外尉繚對軍事家吳起曾表示了無限欽佩之意。他贊賞吳起執(zhí)法嚴明，重視士兵在戰(zhàn)爭中的重要性，具有其重民及重視人的因素的積極意義，他希望魏國能有象吳起這樣的軍事首領。

　　《尉繚子》問世后，受到歷代統(tǒng)治者和兵家的重視。唐魏徵將其收進用于經邦治國的《群書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為武學經書，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它很早就傳到日本，日本研究、譯注《尉繚子》的兵書有慶長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訓點尉繚子》、林道春《尉繚子評判》等三十余種。此外還有朝鮮刊本。

　　《尉繚子》是一部具有重要軍事學術價值和史料價值的兵書。同時也應看到《尉繚子》中也存有糟粕，如鼓吹用嚴刑酷法來維持紀律的執(zhí)行等，是剝削階級軍隊官兵對立的產物。